空缺已久的北京市城管执法局局长日前确定了新人选———由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总队长李润华兼任。此前有消息传出，北京市城管体制面临调整。

警察兼任城管局长，这在国内是“头一遭”。尽管，这并不意味着城管将由公安代管，然而，此举仍然让公众产生“城管警察化”的联想和担心。城管警察化并非新事物，武汉、广州、深圳等地近年来都在研讨或尝试。而每有此类报道传出时，舆情的反应都是以负面居多。城管的职业口碑不佳，这是事实。在大众的普遍心理上，捆绑了公安的城管，非但不会带来更多的权威，反会产生“1＋1<1”的“形象减法”。在北京城管体制即将调整的当口，我们提请决策部门注意从舆情中汲取民智，为城管执法理出一条科学的法治之道。

毋庸置疑，就城市管理而言，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紧张关系。城市管理中的纠纷频仍，冲突屡见，实非决策者所乐见。一些城市乐于推动“城管警察化”并不让人感到意外。警察是国家的暴力机器，代表国家威权。但决策者必须看到，稳定的、和谐的、整洁的市容更应来自于人心的自愿趋向与服从。

以法治的视角观察“城管警察化”，还将面临警察基本职能的拷问。如果我们承认城管执法冲突是社会转型的一大表征，我们理应进而承认：在这些冲突中，暴力抗法有之，暴力执法亦有之。更多的冲突，既有暴力抗法又有暴力执法。若从城管执法面临暴力威胁出发，就将城管体制趋向于“城管警察化”，那么，城管暴力执法较之小贩暴力抗法或将更为普遍，其危害也更为严重。

法治建设之下的公安，是法律的执法者。在城管与市民之间，公安部门首先是一个中立的第三方，而不是单一的城管执法的保障者。即便北京还没有“城管警察化”，但是治安总队长一旦兼任城管局长，那么也必然面临这样的追问：在城管与市民发生暴力冲突时，市民还能否求得“110”的帮助？如果，一旦治安案件与城管暴力执法同时摆上了负责人的案头，那么，其“左手”又能否制约得了自己的“右手”？对于上述情况，有关方面还需要做更多的考虑与制度安排。

警察的职能是平等保护所有受侵害的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人身与财产安全。如果城管真被小贩暴力抗法了，警察理应介入依法查办；同理，如果小贩或无辜民众被城管暴力执法了，警察也应一视同仁，积极查处。“城管警察化”却蕴藏着对被管理方的有罪推定，即在城管执法冲突中，总是小贩或市民有错。让警察先站在城管这一方，必须得权衡利弊，并充分考虑市民的接受程度。

警察权存在的意义，不是单向度的维护公权，协助管理者实现管理。管理的最高境界是服务，而不是暴力。对城市管理者而言，必须警惕“城管警察化”的决策逻辑和思维方式。从理论上讲，任何执法部门都有遇上暴力抗法的可能，若今天实现了“城管警察化”，明天要不要“税务征缴警察化”？近年来，中央多次强调应“慎用警力”，尤其对城市市容管理，应该以服务为根本，绝不应过度依赖警力。